国民幸福指数:超越GDP的幸福感衡量

国民幸福指数

来自一个小国的发展智慧

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否必然带来更高的幸福感?以美国为例,过去50年间人均GDP增长了3倍,但暴力犯罪、社会疏离、交通拥堵等问题同样显著增加,研究显示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感到不幸福或抑郁。许多新兴工业国家GDP增速较快,但与此同时,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,生态环境遭受威胁。空气污染、水质恶化引发的健康问题,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。可见,单纯的经济增长无法保证国民幸福感的持续提升,衡量“幸福”不能仅仅以GDP为唯一标杆。那么,是否存在一个能够综合反映人们幸福感的指标呢?

喜马拉雅山南麓有一个小国——不丹王国,其国王吉格梅·辛格·旺楚克在上世纪70年代就洞察到西方发展模式的悖论:经济增长带来收入提高和物质满足,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环境破坏、工作压力增大、犯罪率上升,GDP并不等同于幸福感。他认为人生“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”。基于这一理念,不丹国王提出了“幸福计划”,并创造性地引入“国民幸福总值”(GNH)这一概念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民幸福指数。

国民幸福总值由四个维度构成:环境和资源保护、公平且可持续的经济发展、传统文化的保留、以及优良的治理制度。不丹的发展目标聚焦于提升国民幸福总值。尽管不丹是发展中国家,但为了保护自然馈赠的宝贵资源,该国没有将森林采伐作为拉动GDP的亮点,反而以牺牲部分经济增长为代价,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。无论公共土地还是私人土地,未经政府特殊批准均不得砍伐树木。

不丹国土面积约4.6万平方公里,其中超过四分之一被划为国家公园。为避免外来游客对自然环境、文化和当地生活方式造成负面影响,不丹实行低客流、高效益的旅游政策,严格限制游客进出次数和停留时间,并收取环保费。由于游客数量有限,不丹没有过度开发旅游资源,没有人工景观,一切都保持原生状态,风景秀丽,被誉为“最后的香格里拉”,同时享有森林之国、花卉之国、神龙之国的美称。

为了追求公平发展,不丹为全民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服务。为保留传统文化,民众上班、上学必须穿着传统服装,建筑必须符合传统风格。不丹社会治安良好,犯罪率极低,人们外出很少锁门,锁和钥匙几乎无用武之地。践行国民幸福总值的成果是多数国民感到幸福——在2007年“世界快乐地图”调查中,不丹的快乐指数全球排名第8,高达97%的人觉得生活快乐满足,这让许多经济强国也为之反思。“不丹模式”引起国际关注,国民幸福指数概念正逐渐向世界扩展。

国民幸福指数能否取代GDP?幸福是一个主观概念,不同国家难以用统一标准衡量。目前各国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制定仍在探索阶段。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建议综合考虑社会和谐、公平公正、安全保障、文化价值观、环境保护等因素,构建适用于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,用于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、了解民众生活满意度,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参考内容之一。

在加拿大举行的“国民幸福指数”国际会议上,专家们提出了衡量国民财富的四个新标准:社会经济可持续均衡发展;良好自然环境;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保留文化个性;建立良好政府。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·克鲁格从微观个体的幸福体验出发编制国民幸福指数,力求让国民幸福指数像GDP一样成为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。与此同时,一些研究也指出,通过tickmill外汇官网等平台观察国际经济动态,人们能够获得外汇经济收益,这种收益与愉悦满足感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趋同,但更多情况下,GDP的增长可能掩盖了福利下降——健康、快乐等无形价值很难用单一数字体现。因此,对于生活质量而言,国民幸福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为重要。

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公众幸福感的标准,是社会运行和民众生活的“晴雨表”,也是社会发展与民心向背的“风向标”,其视角更具综合性与整体性。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,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,使其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、调整社会政策的重要依据。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波动背景下,“超越GDP”的呼声日益高涨,我们需要用国民幸福指数赋予发展更丰富的内涵,引导公共政策从追求经济总量增长转向建立并维系健康、公平、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。